「鹏华价值基金净值」晚清民国的流动摊贩:市民欢乐源泉,却被城市化不断挤压

时间:2020-06-20 22:07:16 作者:股票配资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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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为鹏华价值基金净值晚清民国的流动摊贩:市民欢乐源泉,却被城市化不断挤压内容:


“喝的!喝的!三个铜板一喝!喝了,解凉又止渴!”


“糖麻花、盐麻花、馓子枯麻花、金牛酥麻花”……

民国城市街头荡漾着的叫卖声,叫人闻之难忘。

上海闸北一带弄堂里叫卖零食的声音就曾让鲁迅浮想联翩。他在《弄堂生意古今谈》里这样写道:


“那些口号也是真漂亮,不知道它是从《晚明文选》或《晚明小说》里找过词汇呢,实在使我们初到上海的乡下人,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慨,‘薏米杏仁’而又‘莲心粥’,这是新鲜到连先前的梦里也没有想到的。”

在近代中国,走街串巷的流动摊贩堪称城市一景。胡俊修教授的新著《流动摊贩与中国近代城市社会》,将摊贩给城市平民带来的生活之乐细细还原,同时,动听的叫卖声背后,也有摊贩群体在中国近代城市化浪潮中的喘息、挣扎与困顿。


流动摊贩的声、色、香、味

一根扁担,一边挂着木桶,里面放锅碗瓢盆;另一边挂着炉子,抽屉装着豆瓣、酱油、红辣椒,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流动厨房。100年前,一个从乡下来城里的农民就是靠着这样一副担子,挑起全家几口的生计。城市街头数不清的小食摊,虽简陋,味道往往很好,对饥肠辘辘的过路人来说,就是一份快慰。还有无穷创意在街头被激发,京沪等地如今的许多特色点心、小吃甚至佳肴,其实都是出自流动摊贩。据胡俊修考证,全聚德烤鸭、热干面、担担面、夫妻肺片等,最初都出自小贩之手,又在他们的吆喝声中传扬四方,成了中国“名吃”。

20世纪初汉阳甜食摊,一个小女孩在买甜食   图片来源:余兰生、翟跃东主编《晚清民初武汉映像》,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

近代城市流动摊贩数量庞大,转角可见。据胡俊修统计,民国时期的武汉,城里一度有小贩十万,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。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,很多小贩就要使尽浑身解数才能在城里有立锥之地。除了能喊出悠扬铿锵的叫卖声,小贩们还各怀绝技。比如,成都的茶馆里,有个姑娘瓜子卖得特别快,那是因为她能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;提供热脸手帕的小贩能从空中接住几块来自不同方向的帕子;“水烟娃儿”能在两米之外为顾客装上水烟;有卖汤圆的能用极快的速度包好汤圆扔到沸水里。有些人巧舌如簧,把货物吹得天花乱坠,也有人表演“胸口碎大石”“吞剑”,将洋钉合着玻璃碴大把送到嘴里……这些都是当年的“眼球经济”。

城市的一些场所,比如咖啡屋、弹子房、电影院、跑马场、游乐场,都要花钱才能进去。只有街头艺人和小贩的表演,谁都可以看。市民阶层的文化可以说是和小贩连成一片的。老舍笔下的人力车夫骆驼祥子就很喜爱天桥艺人的表演,这份快乐是他迟迟不愿离开北京的理由。胡俊修说:“对一般市民来说,他们对城市娱乐的想象都来自街头艺人。所以街头小贩给城市市民带来了无穷欢乐,一旦沉迷,会让人无法自拔。”

城市平民日常生活的所有需要基本都能在摊贩那里解决。根据胡俊修整理的资料,晚清北京街头摊贩上,能找到至少300种货物。零食、饮品、水果,以及日用品、文化用品、祭祀用品、娱乐杂耍、缝补工艺。梁实秋每天经过的老北京巷口外大街,就是一条火爆的美食街,络绎不绝的早餐食客养活了一大群小吃摊。他记得,摊上的吃食有:豆汁儿、馄饨、烧饼、油条、切糕、炸糕、茶、杏仁茶、老豆腐、猪头肉、馅饼、烫面饺、豆腐脑、贴饼子、锅盔等等。围着小吃摊的有各色人等:“背书包戴口罩的小学生”、“佩戴徽章缩头缩脑的小公务员”、“穿小棉袄的工人”、“披蓝号码背心的车夫”,“乱哄哄的一团”。

近代很多文人都有在小吃摊上流连的经历。他们笔下的小摊,总是一幅热气腾腾的画面,洋溢着温暖人心的市井趣味。而且,因为小贩为市民提供了许多方便,他们的困苦境遇也总是得到普通市民的同情。当时的报章杂志里,有不少记者和作家描写小贩的困苦,为他们呼号。每当市政当局的政策威胁到小贩生计的时候,记者们总会撰文敦促当局拿出兼顾市容与摊贩生计的两全之策。


近代流动摊贩的困苦境遇

民国城市摊贩的生活,这原本是胡俊修在华中师范大学读博时毕业论文的第一个章节,后来,他又顺着这个线索,写出了一部专著。关注流动摊贩,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的父亲。胡俊修的父亲就是一个“在县城里拖着板车卖水果的摊贩”。少年时代,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,但胡俊修一门心思读书,父亲对他而言基本是个沉默的角色。现在回忆起来,父亲每天天不亮就拖着板车出去进货,日夜颠倒,十分劳累。一旦批发来的香蕉卖不出去,就愁容满面,却又舍不得吃自己摊上的水果。一年忙到头,也存不下多少钱。即便如此,他还是供两个儿子考了大学,而且都读到博士。“现在一些媒体有点过火,把摊贩说得很美好。但其实绝大多数摊贩的生活还是很辛苦的。”胡俊修说。

在胡俊修眼里,已故的父亲是个木讷又老实的人,“但我感觉我父亲是得到了善待的,至少没怎么受过欺负”。就凭这一点,他对家乡的市政管理者还是满意的。“每一个弱势的人都应该被温柔以待,这也是城市文明的标志”。

庙会摊贩   图片来源: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《20世纪初的中国印象——一位美国摄影师的纪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

在研究晚清民国这段历史时,胡俊修很关注摊贩群体的境遇。那时候,摊贩群体生活困窘,是灯红酒绿之外的边缘人,整日奔波,朝不保夕。他们大都栖身在城市棚户区。在老上海,一间狭窄的屋子通常要容纳20~50人。棚户区的卫生状况也很差。一家老小五六口,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屋子里,铺位几乎与地板相连,遇到雨雪天气,他们就要在泥水中生活。棚户的聚集地,是一般市民不敢涉足的,因为那里不仅脏乱,而且病菌肆虐,很容易让人染上疾病。

民国时期的小贩常常遭到不公正的对待。相比码头工人,小贩在城里人脉更少,自身组织性也很弱,受气甚至丧命的事情时有发生。胡俊修搜集的史料里,就不乏小贩被往来的电车当场撞死的案子,最后往往不了了之;有些小贩饱受货栈老板的欺负、固定摊主和同行的倾轧,生存无望,被逼自杀。

对摊贩生计构成威胁的,还有市政当局和警察。可以说,始于晚清的城市近代化步伐,一步步挤压着流动摊贩的生存空间。这一时期,因为西方城市规划理念的引入和政府对西方的模仿,城市管理逐渐严格和精细。小摊小贩不光影响交通,缺斤短两和卫生问题也常令市政当局头痛,于是,取缔摊贩的行动愈加频繁。规整的大马路、森严的宅院都排斥小贩,各种捐税则吸干他们本就可怜的钱包。很多人就这样被挤到生死边缘。


《流动摊贩与中国近代城市社会》


胡俊修 著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8月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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